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以篡改、焚烧史书、威胁打击修史者等手段企图饰过掩恶的皇帝、权臣，当然不止桓温、苻坚两人。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，原是宋国的权臣，总揽军政，威势震主，后迫使宋顺帝刘准禅位，自己当起了皇帝，并改国号为齐。“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（帝王）家！”这一名言，便是萧道成派兵入宫，刘准被迫禅位后的哭诉之语。萧道成死后，他的儿子萧赜即位，是为武帝。他在位期间，征虏功曹（征虏将军之佐吏）刘祥撰写了一部《宋书》，将萧道成受禅的经过，直笔实录，并有讥刺之语，萧赜得知后，大为不满，这等于将他老爹篡位的勾当曝了光，并将传之后世。但萧赜一时没抓到刘祥什么把柄，未拿他治罪。后来刘祥作《连珠》15首，内容多怨刺之语，萧赜这下揪住了他的辫子，令御史中丞任遐上书弹劾刘祥“轻议乘舆（指皇帝），历贬朝望”、“道说朝廷，亦有不逊之语”（《南齐书·刘祥传》）将他流放广州。刘祥在流放地抑郁而死，时年39岁。
梁国武帝萧衍，登上龙椅的途径与萧道成相同。永元三年（501年），时任辅国将军、雍州刺史的萧衍，拥立南康王萧宝融即位于江陵，是为和帝。后来他起兵攻下齐国首都建康，东昏侯萧宝卷被建康守将所杀。萧衍遂自为中书监、大司马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建安郡公，总揽朝政。翌年又进位相国，封为梁公，不久又进爵为王，反正兵权在握，他想闹个多大的官就闹个多大的官。随后，他逼萧宝融禅位，自已坐上了龙椅，改国号为梁，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。奉朝请吴均在撰《齐春秋》时，把萧衍称帝的经过如实写入。萧衍看了《齐春秋》，火冒三丈，下令罢去吴均官职，并将《齐春秋》付之以炬。
北魏大臣崔浩因编修《国书》而被杀，是中国史学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。
崔浩，字伯渊，高清河东武城（今山东省武城县）人。曾仕北魏道武、明元、太武三朝，官至司徒，参预军国大计，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。他博览经史，善于书法，信奉道教，兼通阴阳术数，史书称他“才艺通博，究览天下，政事筹策，时莫能二”。太武帝神（jia鹿下置加）二年，魏世祖拓跋焘为了让自己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世，下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《国书》，称赞他“德冠朝列，言为世范”，要他“综理史务，述成此书，务从实录”（《魏书·崔浩传》）。崔浩奉诏后，很快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，其中有中书侍郎高允与高谠、张伟、邓颖等一帮文官，连他的弟弟也参加编纂。最后由崔浩负责统稿，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润色。
《国书》编好之后，本可以交差完事，但著作令史闵湛、郄标，一贯爱拍崔浩的马屁，提出“请立石铭，刊载国书”的建议。也即把《国书》内容刻石立碑，以传永久，并提出将崔浩注释的《五经》也一同刻上。古人把刻碑作为传世的重要手段，能将《国史》刻石立碑，使其永垂不朽，崔浩当然赞成，连主持政务的皇太子也认为是好事。崔浩于是调集工匠，在首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东郊三里处辟了一块方圆130步的地盘，作为《国书》、《五经》的碑林。用工达三百万，方大功告成。然而，这项以图“不朽”的工程，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。
将史书刻石立碑，堪称史无前例，况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，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。崔浩在编修《国书》过程中，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，“尽述国事，备而不典”，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。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，崔浩常和鲜卑贵族的意见相左，但甚得拓跋氏祖孙三代，特别是深受拓跋焘的宠信，招至鲜卑贵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视和忌恨。这一下，他们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，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，说他把《国书》刻石立碑，将皇室秘事公诸于众，是“暴扬国恶”。拓跋焘大怒，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“务从实录”等语，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预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，并灭其三族。幸亏高允临难不惧，据理力争，这些人的亲属才免于一死。
太平真君十一年（450年），崔浩被诛。临刑时，他被关进囚车，押往城南刑场，押送官令数十名卫士往他身上撒尿，崔浩嗷嗷呼冤，远处的行路人都听到他的叫声。崔氏家族及与其通婚的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等，尽遭灭族，上千名无辜的人死于这场屠杀。这一血案，给后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。
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，深知修史之难、做史官之险，他在《答刘有才论史书》一文中，列举孔子、司马迁、班固、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难，大发感慨说：“夫为史者，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，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！”天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，而人祸却是历朝难免。
由于帝王与权臣为掩恶讳过而屠刀乱挥，不知多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。然而，中国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难，并没有吓倒后来者，齐太史不畏艰险、冒死直笔写史的精神气节，代代相传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，总有那么一些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，以史家应有的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，以对历史、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，秉笔直书史事，才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传诸后世。
